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江丹 实习生 程雷童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文萃书系之一《文学编辑书简——学人与学报》刚刚出版，其中收录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原副主编、编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翟德耀在学报工作的30多年里，与诸多学人的往来书信。
　　翟德耀说，这是对历史痕迹的一种保留，可以原原本本地还原那些年代的历史。回忆往昔，他怀念那些他敬仰的学人，也为青年学人后来的成长倍感欣慰。在采访的过程中，翟德耀反复强调学术期刊编辑必须秉持的理念和原则，即学术至上，质量第一。作为一名学报的老编辑，他有所得，也有所弃，但是他认为很值得，心态坦然，无怨无悔。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新黄河：在整理这些书信的过程中，看着过去诸多学人的笔迹，会觉得往事如昨吗？
　　翟德耀：是的，几十年前的经历确实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有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编写这本《文学编辑书简——学人与学报》，考虑的就是把历史痕迹保留下来。在我看来，后人的回忆无论如何真切，也很难完全还原历史。只有当时的记录，比如说当时的书信、日记，才会原原本本地还原历史。
　　几箱子的书信，过去多少年了，我都保留着。这些东西当废品处理了确实可惜，但是要说出版的话，当时并没有想到，没有这个意识。李宗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主编一套学报文萃书系，筛选并出版学报历年发表过的优秀论文，有古代文学论文选、现代文学论文选等各种文选，因考虑到书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能从一个侧面展示当年我们是怎么编稿子的，编者和作者是怎样交流的，以及时代变化的某些印记，所以决定立项，编选出版。
　　编选这些书信，总会想起当年和学者交往的一些情景，不经意间回到了历史现场。比如说山东大学的孙昌熙先生，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在全国享有盛誉。我们为了朱德发老师刚出版的一本书，请他撰写评论文章，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文章请他指导的进修生魏建作为“合作者”执笔，由他改定。从几封来信中可以看出，老先生确实是一位蔼蔼长者，宽厚待人，对学报、对年轻的著作作者和更年轻的学报编者，都是非常地支持，很谦和，很亲切，而且非常认真。他当时眼睛不大好，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看不清，就用一个木架子撑着写东西。孙先生的优秀品格，令人十分感动，由衷敬仰。
　　本校的田仲济先生也是如此。当年我们编稿子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脑，电子版发过去就行了，稿子要修改的话，或者出了清样要看的话，都必须一家一户去跑的。到田老家里，他和夫人武仅民老师总是热情接待，对于文稿中的笔误之类错讹，总会欣然予以订正。对于编者请教的学术问题，总会娓娓答复。田老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杂文家，德高望重，温文尔雅，是山师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也是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引领者，我一直心存感念。
　　再年轻一些的，像朱德发老师也是这样。他非常地负责任，非常地爱惜人才。他指导的博士生，有些根本不知道导师给他们推荐文章了。他是主动的，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就是觉得文章确实有学术价值。他写的推荐信十分认真，也十分确切，这固然是对学生的支持，也是对学报的一种支持。朱老师著作等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山师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光大者，也是我的恩师，是我做人和治学的榜样。
　　前辈学者的人格风范，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后来者发扬光大，代际传承，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当然，我们学报编辑部本身也有一个优良传统，概括起来，大致就是执着学术的追求精神、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说到底还是一种情结
　　新黄河：您年轻的时候“弃政从文”，对您来说，做学报编辑和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吸引力是什么？
　　翟德耀：概括一句话，就是一种情结使然。我当年大学毕业时，文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冯光廉老师就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可是没想到，毕业后却被学校政治部要去了。我被安排做文字秘书，就是起草计划、领导人讲话、写总结，主要做这些文字工作，另外就是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当年政治部必须跟着政治运动走，秘书必须跟着政治部主任走，所以每年的公文写得很多。校内之外，我还离校先后参加过两个工作队，一个是1976年去高唐县张大屯公社的省委学大寨工作队，一个是去北京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中央工作队，每个工作队为时一年，共搞了两年的政治运动。
　　当年学校的干部队伍青黄不接，青年干部非常缺乏，政治部主任和组织组长让我多多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政治运动，显然有着锻炼和培养的意思。可是就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言，还是喜欢文学研究，或者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情结。我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够相对自由一点、自主一点、宽松一点，是这么一种心态。正好学报编辑部需要文学编辑，有这么个机会，我就抓住了，通过主动争取，1978年初终于如愿以偿了。兴趣和爱好至关重要，能够产生无穷的动力。惟其喜欢，所以投入。心甘情愿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仅容易做好，而且会乐在其中。
　　学人就是学者，简单地说就是治学之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做学理的探究，在某个专业领域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既然职责在于编发学人的学术文章，那么必须成为学人。否则，何以判断文章的学术价值？打铁先要自身硬。为了实现从政工岗位到学人身份的转变，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几年的打拼，终于能够独立工作，逐步得心应手起来。由于承担多个学科稿子的编辑业务，除在自己特别钟情的现当代学科特别是茅盾研究上努力“掘一口深井”外，于其他学科起码得当个“杂家”，努力保持在学术水准线以上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不负职责使命。学报的生命在于学术性。学术至上，质量第一。执着于学术，坚守于学术，深化于学术，是主编和编辑的基本担当。为了学术，就必须杜绝各种关系稿、人情稿，必须秉持学术质量面前一视同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准则，必须做好得罪人、被误解为“不合时宜”甚至被伤害的充分心理准备。尽力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方风清气正的净土，是我编辑生涯的一贯追求。可以说，事实上我实现了这样的心愿。对此，我深感愉悦。
　　杂家和专家、编辑和教师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所侧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茅盾研究，是在尽力做好本职的编辑工作前提下进行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出版了“文苑踏青”系列三卷（《茅盾论》《现代中国作家散论》《评论与鉴赏》）、《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副主编）、《现代中国作家面面观》（主编）、《心灵之约：名人的友情》（主编）等。获得各种奖励若干，其中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9项。同时，应文学院之邀，在魏建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指导了28名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其中包括10名在职研究生）。编研相促，教学相长，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有意识地扶持青年学者
　　新黄河：从1978年初来到学报，到2008年底离开学报，您一直坚持的编辑原则是什么？
　　翟德耀：在30多年的连续编刊中，我对老一辈学者像田仲济先生一直持尊重的态度，对中年学者像冯光廉老师、朱德发老师、蒋心焕老师等都是持依靠的态度，他们已经很成熟了，研究成果都是有保证的。对于青年学者，则是采取有意识的扶持态度。这里面有青年教师，也有研究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过一年打磨，应该说大都有所创见，这么多年我是怀着重大的使命感，自觉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也有个背景，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的学者很少，学校就要求我们学报积极发现、培养青年人才。当时，学校文科的一些系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样的人力资源，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报作者的生力军。在指导教师的推荐下，一大批研究生的论文进入编辑的视野，并在学报陆续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编辑部做了个统计，在我所编发的文章中，后来成名的青年学者达六七十人之多，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发表论文。第一次发表论文对作者来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是一种历练，而且对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非常关键。当年是二三十岁的研究生，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很多成为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或管理者，像李春林、杨洪承、杨守森、赵运田、魏建、王邵军、于青、李掖平、谭桂林、张清华、王兆胜、李宗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不能说学报怎么培养了他们，只是说推了一把，助了一臂之力。
　　在扶持青年学者方面，咱省里甚至全国的高校学报，能够长期大量发表青年学者的文章，力度这么大，占的篇幅这么多，好像是极少，甚至是没有过的。看到青年学者的大步跨越，我的内心里经常会产生一种成就感，感到特别欣慰。孙婷婷 绘

报道链接：http://jnrb.e23.cn/shtml/jnsb/20220319/19511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