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9月07日 | 作者:冯永刚 张茂聪 |  点击数: |

 

傅统先(1910-1985),回族,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等教学及研究,并致力于哲学、心理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翻译家,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穆斯林学者。解放前,曾在暨南大学、正风文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教书;解放后,任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主任。傅统先毕生以振兴祖国、教育青年为己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生笔耕不辍,专著译著达数十种,发表论文200余篇,近600万字。曾兼任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民革山东省委常委、政协山东省第四、五届常委等职。

出身寒门  情系教育 

傅统先祖籍云南澄江,1910年农历正月初三生于湖南常德一个小商人家庭。母亲黄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省吃俭用,又向女婿借了50元钱,于1925年,将初中毕业的傅统先送往上海市民立中学读书。1926年秋,转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二年级。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秋入上海美孚洋行做练习生。

1928年春,与南京大富商蒋森书的女儿蒋尚庄订婚。1928年秋,在其岳母资助下,傅统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并选修宗教学,并于大学期间完成了长达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认识论》一书。193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傅统先曾在暨南大学、正风文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学校教书,主要教授英文、逻辑学、哲学、教育哲学等理论课。1942年秋,傅统先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

1946年秋至1948年8月,傅统先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但傅统先不是国民党员,不参与政治,只关心教育。他曾多次在立法院大声呼吁的,都是中小学教育问题,发表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见解。他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人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并提出“唯有教育才能改造人心,改造人心才能改变社会”的教育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救国之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傅统先亲自带领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学生创办康乐民众补习学校、中南中学、爱群小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等,为推行“新教育”、扫除文盲、解决平民子弟上学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9月至1950年6月,傅统先自费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于1949年夏再次取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师从兰德尔、艾德曼、内格尔等著名哲学家学习思辨哲学、美学、逻辑学等,并于1950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1951年秋,傅统先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2年结业后,经组织分配到任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教授,翌年出任教育系主任。

自1954年起,傅统先先后担任山东省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第三届常委。1979年春,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教育研究》编委,是山东省教育学会名誉主席。同年12月,再次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

1980年11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出席了巴黎举行的教育专家会议。晚年着重《教育哲学》教材的编选,即将付梓时,于1985年3月2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胼胝手足  拓荒耕耘 

1952年,傅统先以支援山东教育为名,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任教育系主任、教育学教研组主任,时间长达20余年。在此期间,傅统先胼胝手足,拓荒耕耘,积极推动教学改革,为学校教育学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主要做法有四点:一是积极推动教学改革。1952年12月,时任山东师范学院教务长的王大彤传达了华东高等师范教育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并在院务会议上作“关于开展教学改革的学习计划”的报告。傅统先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以身作则,投身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教学改革中。傅统先率先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热烈投入教学改革,积极为教学改革准备条件》等文章,表明其投身于教学改革事业的决心。为制订《教育学》教学大纲,他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俄文,广泛搜集苏联最前沿的资料,大量阅读相关参考书。教学大纲初稿完成后,召集教育学教研组教师集中讨论,在会上虚心征求所有教师的意见,会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有时为了考虑一个极小的问题,辗转反侧至深夜。凭借较强的业务能力、学习能力、扎实的学术功底,傅统先带领教研组教师们圆满完成了教学大纲的制定任务。之后,傅统先继续带领教研组教师们编写《教育学》讲义。《教育学》讲义的编写完成,标志着山东师范学院教育学科建设迈出了第一步,构建了山东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学科的雏形。

二是深化科学研究。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人,“依靠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提高教学质量,除贯彻教学改革外,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有其决定的意义”。因此,傅统先对教师们提出如下科研要求:第一,研究苏联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的新发展;第二,学习中学各科教学法,如选修中学语文教学法等;第三,暂未开课的教师,应明确将来担任教学的科目,进行备课,并有计划地进修其他有关教育科学。除激励扶持教师们从事科学研究外,傅统先同样以其极大的热情投入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他密切关注我国基础教育现实需求,在中小学品德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1954年,傅统先根据苏联教育经验和自身教育理论撰写出版了《儿童品德教育讲话》一书。其在1956年出版的《谈谈怎样教育子女》一书中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父母的社会责任”。他直面实际问题,深刻剖析20世纪50年代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家庭教育的现实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解答。

三是助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傅统先要求青年教师必须根据自己的教学任务及其性质与目的、学科的性质、学生的年龄特征、学校的环境和设备条件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他指出,“能使学生很容易地接受知识、学会本领”,“能唤起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仅要能保证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而且还要能够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这些主张,对于克服盲目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的教条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傅统先积极探索“以老带新”,推行试讲、试教、定期研讨、汇报学习经验的助教培养制度。在助教培养的过程中,傅统先亲自到课堂听课,对助教的优缺点进行耐心点评,在了解助教教学能力的基础上,指导助教制定符合个人发展需求的工作计划。为了使助教在短期内尽快成长,傅统先要求他们应专注于教育学学习,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学习心理学和巴普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此外,他还选派青年教师到东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进修,这对后期教育学科建设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四是精心培育新一代学科领军人才。1956年,傅统先在工作计划中提出,希望培养能够胜任高等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工作的高层次教师。这些教师能够掌握教育学全部教材知识、处理教材的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经验和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将来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但因为其后不久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这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的计划搁浅。改革开放后,傅统先凭借自己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致力于教育学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如陆有铨、魏贤超、张晓鹏、戚万学等优秀的教育学者。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傅统先一贯坚持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学生的原则:第一,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真正掌握教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第二,广博涉猎和专门研究相结合,既要使学生拥有渊博的知识,又能对教育某一领域有比较独到、深入的研究;第三,导师要亲自上课,凡列入培养计划的专业和基础理论课程均亲自指导,凡中外文资料的讲解、校对和审阅一丝不苟,务求准确。同时,傅统先爱生如子,待人谦和。陆有铨在追忆恩师时说:“他跟我谈话,总带有一种商量、讨论的口吻,从不疾言厉色。”傅统先培养的弟子,谨遵其“效力祖国,造福人民”的嘱托,躬耕于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领域。据其弟子陆有铨介绍,他有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让别人替他写稿子,更不用说在别人(学生)写的文章上挂名了。他写文章都事必躬亲,从查资料到撰稿,像写自传一类的东西就更是如此。而且傅先生写东西出手很快,往往是一气呵成。傅先生晚年还有一个习惯,手稿都用圆珠笔外加两页复写纸,一式三份,交到出版社后,自己还有备份。陆有铨教授说,跟随傅先生在读三年,他只给傅先生抄过一篇稿子。 

筑基教育哲学  弘扬学术理想

傅统先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学家,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杜威教育哲学和皮亚杰研究的权威专家。

傅统先一生笔耕不辍,专著译著达数十种。其中,哲学类有《知识论纲要》《逻辑的证实哲学》《现代哲学的科学基础》《知识的组织》《享利唯心哲学》《哲学与人生》等;翻译出版过怀特海的《生命与自然》、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波林的《心理学》;教育学著作有《教育哲学讲话》《美学纲要》等,在《申报》《教育研究》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近600万字。

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奠基者。傅统先是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从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教育哲学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教育哲学的科学基础以及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教育哲学学科进行了知识划界;从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价值与目的、美育、教学论等多个维度在理论层面确立了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研究领域;对西方教育哲学向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本土教育哲学学科的构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傅统先始终以哲学为根基建构理想教育。傅统先对教育哲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宗教哲学、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杜威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大学期间,由于布鲁诺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与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学基本一致,傅统先首先被它们所吸引。随后,他又开始接触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正因如此,1933年,傅统先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知识论纲要》。此后,傅统先因重病在家休养3年,仍然坚持读书,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对科学著作的大量阅读给予了他新的思考,傅统先利用当时科学最新成果论证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并且于193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一书,其翻译的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与波林的《心理学——一本根据事实的课本》分别在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和1938年相继出版。在此阶段,还为中华书局写了一本《美学纲要》,于1939年出版。

在教育哲学的初建期(1919-1949年),傅统先于1947年出版《教育哲学讲话》一书。该书成书于傅统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工作期间,着重论述了教育哲学与心理学、社会性、生物学之间的关系。在对教育中的哲学问题的论述方面,傅统先从五个关系进行引入——人类与自然、行为与思想、感觉与理性、个人与社会、人生与美感经验,而其后对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以及教育价值论有了详尽的论述。书中傅统先引入了大量杜威的观点,对教育的资料进行了界定并且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在教育哲学的恢复重建期(1979-1999年),1979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上审议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教学计划,决定在教育系教学计划中恢复“教育哲学”,全国教育哲学学科恢复重建工作正式启动。这使得学科的重建与教材编写紧密结合在一起。傅统先受教育部委托撰写《教育哲学》一书。该书与张文郁合著,傅统先所撰写的分论部分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以哲学问题切入对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进行批判。其中伦理学与德育探讨部分,在对道德教育与伦理学的不同流派观点梳理的基础上突出了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并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辩证分析,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对认识论与教学方面的探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支撑,既对教与学的辩证法进行了前提性问题的探讨,又对教与学进行了应用性问题的论述,从课程计划到课程材料编撰、从教师的教学方法到教育评价,多个维度地对教与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学与美育的部分是极具特色的,而傅统先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身深厚的美学修养对美育进行了独到的哲学层面论述,并且将美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美育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填补了建国后中国教育哲学理论中美育部分的空白,影响了后来很多的教育哲学类书籍的撰写。《教育哲学》一书肩负着建国后重建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重任,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奠基性著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还对杜威等西方主要思想流派观点进行辩证吸收,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杜威学说中国化的传播者。傅统先对杜威的仰慕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毫不掩饰对杜威的崇敬,在《教育哲学讲话》一书结尾处指出,中国教育哲学需要有杜威一样的伟大哲学家或教育家的引领。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界掀起批判杜威思想运动,“反动”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傅统先也难以幸免地卷入这一政治狂潮之中。但是,他依然坚守内心的信仰,专心致力于翻译杜威著作,这其中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在1960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和1964年出版的《自由与文化》,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以及1965年同邱椿合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的问题》。许多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傅统先之于杜威学术思想传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如其弟子陆有铨所说:“要翻译杜威这样的大哲学家的作品,光懂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有西方哲学史的造诣,翻译者本人最好就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这些条件,傅统先先生都是具备的。”

傅统先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批判我国形式教育、书本教育问题的基础上,打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藩篱,继承和发展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对杜威“教育即生长”之教育本质观的发展。傅统先认为,教育不仅是生长,而且是整个人格的生长。傅统先进一步指出,人格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最真、最善、最美,是一种绝对的均衡协和状态。其次,傅统先对杜威“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改造。杜威主张学校要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傅统先看来,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并非仅是将学校办成雏形的社会,社会也是实施学校教育的延伸。学校应指导学生到乡村办合作社、农场、工厂等场所参加实际工作,在调查、观摩、实习的过程中青年学生应向社会传授知识,进而改善社会风气。再次,傅统先丰富了杜威教育生活化的观点。他认为,以儿童为中心,反对教师的主导作用,这是错误的。教师应遵循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落实党和国家的文教政策,做国家所规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认真执行者,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基于此,他主张小学教育应符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学教育应该与邻近的工厂、商店等发生联系,大学的教育应鼓励青年运用自己的所学投身到民间,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傅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完成其题为《形成道德判断的方法论——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Method In Moral Judgement——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的博士论文。尔后,傅统先着重论述杜威道德判断与“美国学派”道德判断之间的异同之处。傅统先认为:“‘美国学派’的道德判断的方法论,实质上是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性发展。但是仍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该学派尚未充分阐述个体如何在更迫切的承诺和更直接的人际关系中,使自己更接近理想状态下的民主而不强迫的社群相关方面的方法论特征。”傅统先论文写作时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该论文虽然未对社会重建理论本身的缺点进行透彻性分析,但是能够研究美国教育哲学,实乃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博士生的拓荒者。

皮亚杰学说的辩护者。20世纪80年代,傅统先致力于皮亚杰学说的传播,针对学界中存在的误解,为皮亚杰进行辩护,呼吁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探讨皮亚杰的理论,以便吸收其有益成分,为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改进我国的教育质量服务。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道德判断学说的研究,掌握最新的学术前沿知识,傅统先同陆有铨根据马约丽·加伯因的英译本翻译了《儿童的道德判断》,使其成为我国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该书对20世纪80年代皮亚杰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我国心理学学说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傅统先还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语言与思维》《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晚年,傅统先为了进一步理解认识论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让学人准确了解皮亚杰学说,积极传播皮亚杰学说。1979年,傅统先在《教育研究》翻译发表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很快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鉴于当时人们在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方面存在的困难,傅统先又撰写了《试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一文,针对研究者对皮亚杰的误解,傅统先在举例论证的基础上为皮亚杰进行辩护,驳斥了西格尔教授和国内学者对皮亚杰的误解。1982年,傅统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试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一文。虽然当时我国学界对皮亚杰结构主义的看法不一,但傅统先认为,应实事求是地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客观地评价皮亚杰结构主义。

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者。傅统先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教育哲学学科重要奠基人,但同时还是一位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早年他阅读学习了大量的伊斯兰教经文、著作,参与创办伊斯兰教学术团体、回民学校和学术刊物,出版《中国回教史》,对宣传伊斯兰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组织、伊斯兰教教育、《古兰经》的翻译、伊斯兰刊物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对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大活动和事件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还对回族伊斯兰教人物、明清中央王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以及清代各族穆斯林的反清自卫斗争进行了论述。《中国回教史》完全是以客观之态度,根据正史及可靠的材料按代编制的,不失为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傅先生也因这本书而驰名伊斯兰学界。 

薪火相传  永铸丰碑 

傅统先的一生,在生活上起伏坎坷,在学术上也是庞杂多元。他一生执着追求真理与科学,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广泛涉猎中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始终以哲学为基,以自然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为翼,保持学术研究的敏感性。他始终从哲学的高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从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多科学的视域中寻找教育学的自然科学之基础,从对教育根本问题的思考深入到对教育实践问题的关怀和追问。这些都彰显着他对教育的执着、服务社会的教育情怀以及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集毕生之力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增添了厚重一笔。

傅统先先生是新中国教育学科的开创者,也是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者,是西方教育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者。回望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发展史,回望新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他对中国现实需求与国际学术前沿动态的把握,以及对理论研究的敏感性与对现实问题积极回应、融贯中西的治学方略,是傅统先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教育智慧。他以哲学为根基、以心理学为支撑的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执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温和谦逊、爱生如子的学术品格对当下的教育改革与实践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研究体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傅统先先生也是一位爱国爱教的穆斯林学者。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上海积极宣传抗日,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遭到日伪的胁迫。曾参加了上海穆斯林反对“北新书局”及《南华文艺》侮教案的斗争以及组织穆斯林社团、出版刊物等活动。他的长篇论文《追求中的真宰》是以黑格尔哲学探讨伊斯兰教苏菲主义之作。其专著《中国回教史》系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其体例以历史时代为序,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穆斯林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贡献均作了阐述。

编辑:向玉贞

终审:巩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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