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7月11日 | 作者:冯光廉 朱德发 |  点击数: |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薛绥之老师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们长时期和他在一起工作,对于他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大的悲痛和惋惜。薛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的知名学者。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中国新文学研究事业的精神,他在这一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为许多研究者所熟知、所称道、所敬佩。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1-5)共六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

薛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主持编辑了几套大型的资料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起了铺石开路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他带领山东师院中文系四年级部分学生编辑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这套丛书约三百万字,包括:《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索引》,以及毛主席诗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赵树理、李季等十几位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每个作家的资料包括:生活、思想、创作道路,重要作品的分析研究,著作年表。这套丛书,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尽管还不成,还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但已初步搭起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社团、期刊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研究的骨架。它的总体设计、编辑原则、编辑体例,都带有开创性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编辑出版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套丛书的出世,引起了国内现代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来函订购,有的还派专人前来购取。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时而收到函购和建议再版的信件。美国、波兰、日本的研究专家和留学生也来信索取这套丛书。的确,在更完备的同类资料出现之前,这套丛书对广大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者和研究者来说,实是“雪中送炭”,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一九八一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是由薛老师担任主编,邀集全国近二十位鲁迅研究者集体编辑的,约三百多万字,分五辑七册出版。“编入本书的资料,尽量选录第二手材料,除具有直接见证意义的原件、照片外,对回忆、访问、调查,也以收录当事人的见闻为主。全书按地区编排,以时间为序,采取记事体,同时还编写鲁迅在各地的活动年表,与鲁迅有关的人物小传,以及鲁迅所到的地方介绍等。本书引证精确,资料翔实可靠,反映了目前国内鲁迅生平资料汇集和研究工作的水平。”(《光明日报》1981年8月7日)本丛书目前虽未出齐,但从已出版的四册来看,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鲁迅研究》《鲁迅研究资料》以及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先后发表评介文章。著名出版家赵家璧称此书是“出版界的传世之作”。一些海外学人也来信称赞并索取。一九八四年,《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开始出版。这是由薛老师主编的又一大型鲁迅研究资料丛书。全书共十五卷,约六百万字。这套丛书仍然采用大协作的方式集体编辑,由省内外几十名同志参加,整个丛书的组织工作及最后审稿定编,主要由薛老师担任。丛书之一的《〈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已于去年一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余各册均正在编辑中。

一九八五年一月,《鲁迅杂文辞典》在薛老师主持下完稿,山东教育出版社正抓紧编审,不久即可发排。预计明年上半年能够出书。全书共收近两千个辞条,约八十多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鲁迅杂文辞典,在鲁迅辞书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先行者的意义。

此外,薛老师还指导研究生编辑了《林纾研究资料》(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地山研究资料》和《解放区话剧研究资料》。

从上边粗略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薛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资料方面是成果累累的。因而,他影响大,颇有声誉。从一九七八年起,他先后被邀请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编委、全国《鲁迅大词典》编委、辽宁人民出版社《学习鲁迅通俗读物丛书》编委、山东鲁迅研究会《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主编等。

薛老师所以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做出如此突出的成绩,成为全国著名的史料学专家,决不是偶然的,他具有许多同行所没有充分具备的特点和素质。

他对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学生和研究生说:“做学问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理论,二是材料。理论就是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它就会迷失方向,资料就是文学运动的基本事实。掌握了这些事实的来龙去脉,并充分地占有材料,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我们的结论才会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否则,就只能空发议论,就会象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闭着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要切实提高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踏踏实实下大功夫”。几十年来,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埋头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搞资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如退下来写个人的专著。他自己也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只有那些没有能力写学术论著的人,才去搞资料工作。好心同志的劝说,社会冷风的吹袭,都没能动摇他搞资料的信念和决心。有一次同熟人谈起这方面的问题时,他笑笑说:“就我个人来讲,也许是这样。但若就全体而言,这种认识可就大错而特错了。整个人类学术研究的历史,会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的说明,用不着我来唠叨。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名利,更不应在研究工作中挑肥拣瘦。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怎么做和做得怎么样。科学研究离不开资料,资料工作需要人来做,这就行了,除此之外,不应再想别的东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心甘情愿搞许多人不愿搞的资料工作,不怕麻烦,不避琐碎,默默地多方搜寻,一件一件地汇集起来,加以整理,终于编成了一套套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的丛书。试问哪一个较大的图书馆里没有他编辑或主持编辑的丛书?哪一个从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时间较长的同志没有直接或间接享用过他劳动的成果?

“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动力”。对资料工作重大意义的深深认识,使他焕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薛老师是一个坚韧不拔、勇于进取的人。不管环境条件多么恶劣,自身的境遇何等不幸,他从不动摇献身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事业的信念。五十年代末期,他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讲课的权利。一九六O年,山东师院中文系师生结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被分配去和十几个学生搜集资料,为各编写组提供资料。他这时还戴着政治帽子,实际上却尽着主编者的职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即编出了那套三百万字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丛书的编成和出版,充分显示了他的能力和胆识。一九七五年以后,薛老师的工作单位在聊城,家属在济南。他料理生活的能力极差,生活相当艰苦,每日三餐大都是马虎凑合的。聊城、济南资料条件差,为了完成丛书的编选,他常外出查阅资料。南来北往,常常几个月不回家。出发在外,吃睡从不讲究,往往利用候车坐车时间小睡片刻,下车后便马上开展工作。他患几种病,特别是牛皮癣,害得他坐卧不安。实在抗不过了,才不得不住院治疗。但即使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也从不歇手,带着一包一包的图书资料,日夜工作。《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一辑《鲁迅在绍兴》和《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鲁迅在上海》,都是在医院审阅定稿的。他这种干法曾多次受到医生和护士的“警告”,但人们又无不被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的确,为了编辑这几套丛书,他花费了极大的心血,这些资料成果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资料固然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但资料学本身又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要真正做好它,不仅需要功夫和耐性,而且需要眼光和水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是在几乎没有什么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体例如何编排,资料如何择取,都需要他一人周密筹划。《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除了资料的选择外,史料的考核辨证是一个难度不小的工作。薛老师以惊人的毅力,会同有关同志作了大量的考证,把比较重要的不同说法,用“附记”的形式加以注明,以备读者进一步查考;对资料中原来不够确切的地方和存在的疑点,则加上说明性的按语;对不好理解的地方也加了简明注释。这充分反映了薛老师治学态度的严谨,也反映了他知识的广博。《鲁迅杂文辞典》更是一项带开拓性的工作。这部辞典专业性很强,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怎样体现专业辞典特点?每个辞条应包括哪些内容?从一九七三年起,薛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后终于确定了较理想的解决方案:辞条的前半部分讲词语本身的内容,后半部分联系鲁迅的生活、思想和著作……这种体例和写法已经得到许多鲁迅研究者的赞同。薛老师在资料工作中表现了杰出的组织才能。他所主编的几套资料丛书、工具书,规模都比较大,难度也很不小,均非三、五个人所能胜任,需要动员较多的同志齐心协力来完成。薛老师心怀坦荡,平易近人,没有门户之见,善于团结同志,发挥每个合作者的长处。为了组织资料的大协作,他邀请全国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者参加工作。参加的人多了,除了书稿的编辑工作之外,还要做许多调整编写人员之间关系的工作。这个工作很麻烦,也很不好做,自然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除了面谈,多数靠信件交换意见。他的朋友多,信件也多。近几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信,有时候一天竟要写十几封。这比个人搞论文、写专著要麻烦得多,琐碎得多。但为了搞好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资料建设,再苦再累、再麻烦,他也乐于从事,耐心去做。这正表现了薛老师的高尚风格。

 

  《鲁迅作品注解异议》,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鲁迅杂文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薛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不仅在史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运动等研究方面,也发表或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著述,并积累了可贵的治学经验。

薛老师在学术领域起步较早,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已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文革”前夕,山东人民出版社曾约他写一部鲁迅作品讲析的书稿,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书稿没有得到出版。一九七四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选讲》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选讲》,尽管其中大部分书稿是以他的“鲁迅作品讲析”为基础修改而成,同时他又参与主编,然而这两部著作却见不到他的名字,只能以集体署名。这两本书在“文革”后期问世,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动乱年代的印痕,但是与同时期出版的鲁迅研究的著述相比,它们所染的“左”的痕迹还是比较轻的,对鲁迅作品的注释或分析基本上体现出一种科学态度。如果把每篇作品分析后面加上的“政治尾巴”割掉,那么那些对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所作的讲解,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

薛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研究,真正放开手脚并取得一些重要科研成果,那应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从深受“左”倾路线迫害的切身感受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是无比正确的,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华民族,也挽救了自己。他由衷地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重新焕发了青春,无论对待工作或者进行学术研究,都表现出一种拼搏精神和锐意改革的劲头。仅从学术研究来看,这几年来,他连续出版专著,于省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使他成为一位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学者。如果将他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从内容上加以分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向深处和细处两个方面发展。虽然薛老师对鲁迅研究也注意从宏观上去开拓,但相比之下他更重视从微观上求深入,特别对鲁迅作品的重点、难点、疑点的研究,既是他的研究优势,又是他的研究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散见于报刊上的论文,最集中地反映在两本著作中:一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注解异议》,一是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与人合著)。前者对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孔乙己》《藤野先生》等十四篇作品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还收人了《鲁迅与<自由谈>》、《漫谈鲁迅小说教学》等四篇综合性研究的文章:后者几乎把现行中学教材中所选取的鲁迅作品(十九篇),从重点到难点都作了比较深人的研究和详细的分析。这两本著作在内容、体例或写法上具有相似的风格,特别在内容上可以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但两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深细一些。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姊妹书”,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其一,抓住重点或难点加以突破,力避一般化的分析。鲁迅作品,内容深蕴含蓄,艺术高超精湛,不下深功夫研究,是难以正确的理解和深切的领悟的;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分析鲁迅作品的著述或文章,有不少是平平淡淡淡解释或笼笼统统的分析,对一些重点抓不住,难点讲不清。薛老师这两本书正是注意克服这种平淡化或空泛化的毛病,抓住重点或难点进行具体分析,详细论证,以此来引导读者对整个作品进行更深人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分析,就抓住了“关于题目”“今之论者”“‘打死老虎’者”“林语堂和‘叭八狗’”“咸与维新”“章士钊的‘遗泽’”“结束的‘方法’”等难点或重点,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史实和理论的结合上加以阐述,不仅为阅读这篇难度较大的杂文扫除了障碍,而且为读者深入地学习它开拓了思路。其二,抓住研究中的分歧点或矛盾点,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进行审慎而大胆的探索,并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以引起争鸣。鲁迅作品问世以来,研究者最多,著述也最多,但是对某些作品的主题、人物甚至字词语句、标点的理解,仍存在不少分歧或矛盾,特别在极左思潮泛滥时留下的可议之题就更多些。薛老师在这两本书中,不仅把分歧点或矛盾点摆出来,并于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见解有独到之处。书中有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全国性刊物《教育革命通讯》上,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如《药》《故乡》《一件小事》《藤野先生》等的主题思想,在理解上存在不少分歧,薛老师从多方面作了考察,摆出自己对这些主题思想如何归纳的异议,显得他的看法更稳妥更准确一些;关于《药》的主人公是谁,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各自都有理由依据,薛老师认为华老栓是主人公,他不仅从小说本身作了具体分析说明,而且联系鲁迅当时抱着“启蒙主义”创作小说的总指导思想以及其他作品加以充分印证,这样就使他的看法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其三,抓难句的解释,抓标点符号的研究,把对鲁迅作品探索的触角伸进最细微处。也许有的人对这种研究不屑一顾或视为烦琐哲学;其实,这正是薛老师对鲁迅作品研究所下的扎扎实实的功夫,正是他研究作风深与细的表现,常常在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细小地方显出一些不凡的见解。这两本书对鲁迅作品的研讨,难句解释占了很大比重,这不是一般的以词解词或就句解句,而是联系背景材料或作者本人的心境或全篇的构思,针对着研究中的分歧,加以具体而中肯的解析。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则对“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四个“她”字等十多个难句作了详尽的分析,尤其对“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的解释,颇有见地,有助于澄清某些混乱。另有一篇文章专门对鲁迅小说中的“!”和“——”号作了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一般语法书对这两个标点符号的解说。照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破折号有表转折表补充两种用法,而薛老师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还有“表示停顿”的第三种用法。这种深细的研究,不只是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学习鲁迅作品,而且对标点符号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见解。其四,不论对难点、重点的讲解或对疑点、难句的分析,都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进行探讨,特别重视大背景或小背景的史实考证,不作那种主观性的推测或根据不足的判断,力求避免那种单向思维的直线探索,尽量把自己对或一问题的看法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如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老先生”、《一件小事》中人力车夫的分析,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化,而是结合丰富的史料从多方面引导读者去认识和把握这两个形象。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难点试析》一书中,补充了很多与作品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或是鲁迅自己的回忆资料,或是他人通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薛老师对鲁迅作品所作的深细研究,还有些成果编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讲解》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教学初择》等书中。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满了外部的或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文学思想斗争,把它们扩大化或者加以抹煞,都不能正确揭示新文学的本来面目;而“扩大化”的倾向则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文学斗争或论争的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薛老师对文艺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左翼时期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进行了多年研究,曾发表过两篇影响较大的论文: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原载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历史教学》,后收入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一是《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原载一九八一年《山东师大学报》,后收入同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论文集》)。前者在占有详细史料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和概括,比较简明地论述了三十年代文化战线“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历史真相,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围剿”过程中采取的“对于进步的文艺作品和刊物的出版自由,加以剥夺和限制”、“对于进步的图书杂志禁止发行”、“对于进步文化机关肆行破坏”、“对于文化工作者不断摧残和捕杀”、“组织御用文人,自办书店、自办刊物,企图以反动文艺代替进步文艺”等卑鄙手段。这篇论文的观点及史料,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或教学所经常采用。后者对鲁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文化“围剿”中的历史作用及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有理有据的评述和论证,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概括出鲁迅自觉运用的“充分发挥左联的战斗作用,也注意外围力量的培养”、“分清敌友,区别对待”、“寻求阵地,占领阵地”、“运用钻网战术,突破敌人封锁”四种策略手段。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史实详,概括准。这为我们研究文学史上的斗争或论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对社团、流派的研究,早已引起薛老师的重视。一九六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曾发表过他撰写的《关于“新月派”》。它以比较翔实的史料对新月派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作了论述。作者没有给这个复杂的流派先冠上一顶反动帽子,然后寻章摘句地加以“大批判”,而是从史实出发来揭示出它逐步走向反动的过程,对其批判的锋芒完全隐藏在史实的叙述中,体现出一种科学的历史态度。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曾有个较大的设想,不仅自己撰写这方面的专著或文章,而且计划招收研究社团流派的研究生,临终前他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的部分遗稿,就是按照社团、流派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及其本来面貌的。遗憾的是薛老师把这些正在完成或准备动手的课题永远地放下了,这不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薛老师一向重视中学语文教学特别鲁迅作品教学的研究,他曾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撰写了《语文教学漫谈》(载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语文教学研究》)、《漫谈鲁迅小说教学》(载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语文教学研究》)等论文。这两篇经验之谈的重要特点是,反对把语文课或鲁迅作品课当成政治课,进行漫无边际的“架空分析”;提倡“必须从词句篇章入手”讲透思想内容,既不能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能讲成单纯的文学课,一定要讲成“语文”课。这对于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或鲁迅作品教学质量是有参考意义的。

薛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以上我们择其要者作了论述。当然,薛老师的科研也有不足之处,如宏观研究相对来看比较弱,理论分析没有史料考证下的功夫大,有的观点或史实有可待商榷之处等。但从总体上看,薛老师的研究成果是扎实的,有见地的,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薛老师在科研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所表现的精神:一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持老老实实的科研态度,厌恶那种“风派”作风。他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不说假话,不说套话,坚持“论从史出”,由充实的史料中引出自己的观点或结论,一旦自己的看法形成,就不随意改变,这是一种科研美德。二是在科研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开拓,选定鲁迅研究方向后,他为之孜孜不倦地探讨了一生,其他的一些选题往往是从这总目标出发所开拓出的新领域;而且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能够大胆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提出异议。三是始终把自己的科研同大学教学和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结合起来。他撰写的书稿和文章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提高中学语文中鲁迅作品教学质量的,所以实用价值高。这是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表现。四是三中全会以来,在科研中他一直坚持反“左”,自觉地肃清“左”倾思潮对现代文学特别对鲁迅研究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危害,从而坚持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的正确方向。他曾撰写一篇《我对鲁迅研究现状的一点理解》(载一九八O年《语文教学研究》第三、四期合刊),深入揭露了“左”倾思想在鲁迅研究中所造成的流毒,并深有感触地说:“有些野心家、阴谋家竟拿双百方针搞什么‘引蛇出洞’,诱导对方投入预先设好的陷井,这是对双百方针的最粗暴的践踏,是对学术研究最残酷的摧残。”五是提携后进,奖掖青年,积极鼓励后来者在学术上赶上并超过自己,而自己甘愿做铺路石子。在科研中,薛老师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组织并带领中青年教师或自己的学生一起搞科研,甚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同他们联名发表,千方百计把后起者推上去,从不嫉贤妒能,自以为师或自封“权威”,默默地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一滴一滴洒在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

薛老师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却是长存的,他在科研中所表现出的拼搏精神、扎实作风、科学态度和高尚风格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本文原刊于《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2020年7月11日在“中国现当代”微信公众号转载。

薛绥之(1922--1985),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一代领军人物之一。1955年至1974年任职于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是1959—1960年我国第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署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印)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974—1981年任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主任。1977年开始主持《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共11册。后主编五卷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鲁迅杂文辞典》等十余部著作。曾任聊城师院副院长,后调入山东大学工作。薛绥之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尤其是鲁迅研究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

冯光廉:1934年生,1957—1986年在山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朱德发:(1934—2018),1964—2018年在山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编辑:刘   阳

终审:姚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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