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09日 | 作者:党委宣传部 |  点击数: |

8月7日,《光明日报》刊发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刘志鹏副教授理论文章。原文如下:

中共山东党组织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地方组织之一,从1921年初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开始,山东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参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左”倾挫折,在山东的地方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且不能公开活动。尽管如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及时发布反日通告,抵制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壮大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反日斗争,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反日爱国的光辉形象。

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行径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很快作出了反应。1928年5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指出“这次事变之主动,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它的用意无非是一面借此种非常事件来缓和其国内倒阁的政潮,一面据为口实,更进一步地侵略山东”。同时,号召山东民众“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占的主权完全交回不止”,并提出“限日兵停止枪炮射击,恢复商埠秩序”“限日兵军队即行退出山东”“工农兵自动联合起来誓死驱逐日本军队”等一系列主张。据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局和党的策略与工作的报告》指出,“日兵在济南开始横行后,省委即提出讨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面对济南惨案后的民族危局,山东党组织采取灵活策略,把动员民众反日与争取民众权益相结合进行宣传。1928年5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再次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除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停止枪炮射击”“限于一星期内日兵全体撤出山东”“日政府赔偿济南一切损失”外,还提出“胶济路、淄川炭矿、津浦大厂、兵工厂归工会管理”“济南政权归市民政府管理”“工人八小时工作,押支发清,增加工资”“免征农民一切粮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归贫农兵士耕种”等一系列保障民众权益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济南惨案发生时,正值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斗争中处于低潮时期。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提到,“济南因党的力量之薄弱,组织三个人的一个反日委员会,七拉八凑,还是拉不成功”。尽管因为日军的占据和国民党的限制,难以公开有所作为,但山东党组织的活动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反日态度,因此警察、商人和一般民众都“同情我们的行动”。

抵制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妥协

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揭露国民党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中,强调“蒋介石决不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口口声声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实在侍奉帝国主义惟恐不谨”。1928年6月28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治局势的通告》中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办什么革命的外交的,只会取缔民众运动,以博帝国主义者之欢心”。为了使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国民党的本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辑了一本《入校须知》的小册子,指出“国民党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军阀御用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新式工具”,“我们要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工农革命,即应先打倒国民党”。

济南惨案后,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建立,国民党中央却号召民众停止反日运动。于是,1928年9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在《为反对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告全市各界民众书》中,指出“五三惨案”的发生,“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野蛮,大炮轰城,使我们千万同胞浸卧于血泊之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卖国媚外的结果”,指望国民党救民众于水火,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并向工农进一步宣传:“只有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工农兵联合武装暴动,根本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极大影响了山东政局。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淄张县委的信中认为,“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之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指出,“党与团的组织在这一个期间,应很快地发展,要把我们的基本组织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同样,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潍县县委的信中,也指出,“在这个行动的时期,把党的组织巩固起来,亦是重要工作之一”。中共山东省委要求潍县县委,“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健全支部、小组,要使同志经常地过党内生活,……你们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个工作”。

由于日军进入山东后造成的地方割据形成乡村政权空白的局面,山东党组织积极开辟乡村根据地。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积极进行乡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几个乡村割据的局面”。

动员民众广泛参加反日斗争

济南惨案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探索以反日斗争为中心广泛动员民众的途径。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反日工作“是目前号召群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个很好的目标。以后应当把工运农运及一切群众工作与反日联系起来,譬如淄川炭矿这次大罢工,虽然不特是反日的工作,但恐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受打击最大的还是这一次罢工。济南的失业工人募捐运动,这几天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好的反日方法,因为借此我们可以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群众的反日运动”。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在山东进行反日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8月,山东省委在《反日运动计划》中提到,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使得“各地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另一方面,认为“已知道反帝运动在目前的重要”,“加之日兵在济南各处任意搜索逮捕横行无忌,尤其使一般人民深恶痛绝……所以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浓厚,应该是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斗争的主要目标”。

因此,在山东,“反帝就是工农民众的本身利益之一项,并且是最紧要的一项。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特别重要”。“但是山东各重要都市暂时直接在日本统治底下,反帝运动的方式也与中央所指示者略有不同。……我们要直接按照旁的省份干去,是事实上做不到的,而且反使群众害怕,不肯参加。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应该用许多曲线方法。”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对于前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注意改正各种错误,将中央关于反日通告及行动大纲,省委反日计划及行动大纲印成小册子训练同志,务须使每个同志明了并实行参加反帝工作”。

总之,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能够紧跟形势,密切联系民众,进行反日斗争,并且发展自己,壮大革命的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革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2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状况党的策略与团的工作》中指出,“济南事变后,革命显然有复兴的趋势:城市工人运动逐渐开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马路上作示威的尝试;各地农民争斗还在继续;兵士革命化的意识更加明显;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希望幻灭。这些现象,自然还不能过分估计,但的确是革命复兴的黎明现象”。

文章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0-08/07/nw.D110000gmrb_20200807_3-11.htm 

编辑: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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